张学良选择释放蒋介石,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

2020-03-11 21:57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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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安全抵达南京。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落幕。迄于今日,对于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仍未有定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迫使其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曾试图寻求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但却事与愿违。最终在强大的国际压力和国民党内部压力下,张学良不得不牺牲自我,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自己被囚禁的代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就大背景而言,张学良选择释放蒋介石,并亲自护送其回南京,至少有三大原因。其一,事变发生后,国内舆论没有如张所料一边倒地支持事变,相反,谴责之声极多。如当日影响力最大的私营媒体《大公报》,12月13日,要闻版将事变定性为“叛变”;次日,国内新闻版几乎全部是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声讨之声;17日,社论希望大军迅速西进平定叛乱;20日,社论公开称呼张为“叛逆”,指责他“搞糟了这一切,……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再如,12月15日,以北大校长蒋梦麟为首的北平各大学校长,曾联名致信张,劝其“悬崖勒马”,不要再“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

[少帅想借西安事变联苏抗日,却遭苏联方面误解]

其二,预料中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流产。1936年5月12日,张学良与周恩来的“第二次延安会谈”,曾确认“以兰州为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苏联)”为主要内容的“西北大联合”构想。会谈决定:(1)9-10月,由两军组成西北抗日联军和西北国防政府;(2)由张学良安排邓发经新疆赴苏联,联系援助事宜。张学良的联俄愿望非常强烈。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7月份,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期间,张获悉蒋介石正在谋求联苏对日后,心急如焚,归来后即接见潘汉年,主张提前发动“西北大联合计划”,抢在南京之前实现联俄。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想法并不如张所愿。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把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12月16日,共产国际电报指责张学良的行为损害了抗日统一战线且刺激了日本侵略者。同期,斯大林亦有密电给延安,不支持“西北大联合计划”且主张释放蒋介石。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抗日政权,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打败日本的入侵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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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顽固的“剿共”政策终于逼反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其三,苏联在宣传上,故意将张学良与汪精卫捆绑在一起。事变发生后,英、美等国际舆论,均猜测事变背后有苏联在秘密策划;国民政府也有同样的怀疑,故曾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长。”作为应对,苏联公开否认与张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更于事变次日,在真理报上刊文指责张的行为属于“叛变”,认为是“(汪精卫)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以为会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和大力支持,不料结果竟事与愿违。此事遭到了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南京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着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苏联故意把本拟高举“抗日大旗”的张学良,与标榜“对日和平”的汪精卫捆绑在一起,对张的刺激很大。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地下党人、张的亲信高崇民后来回忆说:“这是当时张学良最恼火的一件事情,也是他沉不住气的主要因素。”张后来自己也说,之所以要亲送蒋介石去南京,动机之一就是“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可以撇清苏联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与“亲日派”的关系。

[中共提出和平解决政策,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同意]

略言之,张本人的实力、经验、智慧,均不足以解决事变发生后的复杂局面。故如其自言,在事变发生后不得不依赖周恩来为“谋主”。在“和平解决”已成定局的前提下,为个人之历史名声计,选择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无疑是自证清白的最有效手段。此外,张在去南京前,得到了各方的安全保证,同时也曾天真地以为蒋会跟他唱一出互相释放的“千古美谈”,并未料到自己将被交由军法审判。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欢庆之余,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领导人统一了认识。

金沙澳门官网58588,除上述背景外,在护送蒋介石返京一事中,尚有诸多细节谜团未解。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张学良12月25日送走蒋介石,为何没有事先告知周恩来与杨虎城?

毛泽东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按一般说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曾遭杨虎城反对,多亏了周恩来从中斡旋并说服了杨。据蒋介石日记,因杨反对,张曾计划独自护送蒋秘密离开西安。据宋子文日记,当时,西安及附近地区,张、杨二人所驻兵力约为1:9,故张曾和宋讨论过让宋美龄一行先走,再“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因宋美龄拒绝单独离开,蒋介石也表示“如果不是同一天离开,他就不想走了”,故宋曾请周恩来说服杨,以便蒋氏夫妇同日离开西安。据张学良回忆,因放蒋一事,张曾与杨言辞冲突,几乎“决裂”,周恩来在座,劝张回避暂去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综上,三方说法,均认为周恩来起到了说服杨虎城的作用。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但按杨虎城的说法,张在12月25日放蒋,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甚至连周恩来也不知情。在张护送蒋离开的当晚,杨曾对部下发牢骚称:“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联苏抗日计划失败,张学良决定送蒋返回南京]

杨的这一说法,也能得到延安方面档案的印证。12月25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内称:“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可见三方虽然已经达成共识要释放蒋介石,但在具体释放时间释放条件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也是在事后,通过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才得知蒋已被释放。据孙回忆:他去找周恩来,“当时周先生正好在,我便问:‘副司令送委员长去飞机场了,您知道吗?’他一听,也很着急,马上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急忙又问:‘有没有汽车?’我连说:‘有车,有车!’他拿起衣服边穿边往外走,还催促我说:‘快走!快走!我们去飞机场。’我们两人很快就跳上一辆汽车直奔飞机场。”

张学良原以为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

张学良在12月25日,为什么没有通知周恩来、杨虎城,没有顾及杨和延安的某些政治要求尚未达成,即释放了蒋介石?这无疑是一个很值得深思与揣摩的问题,对理清事变中诸要角们的微妙关系,当颇有助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党顽固派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拒不合作的态度。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说出了“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话。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却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保全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面子,张学良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扣留,最终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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